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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子主题:[转帖]风云诗学:各行其是与彼此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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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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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风云诗学:各行其是与彼此呼应

桑克

加西亚·洛尔迦时代的政治家
 
  我的思考从柔软的西班牙开始,而非坚硬的斯大林。
  从1939年到1975年,佛朗哥的独裁政治在西班牙存在了36年。巧合的是,从1975年到2011年也是36年。36这个数字,按照中国的传统历法计算,代表着三个生命周期的轮回。同时,数字巧合带来的宿命意味,对素来青睐神秘的诗人来说肯定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自我暗示的气息:2011年是不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
  如果顺着这条思路走下去,敏感的诗人肯定能够找到更多的而且有力的物证——还是勒住缰绳吧。你可能已经发现,独裁的光泽如何在暗夜之中闪烁。它对某些不谙史实的诗人来说似乎有些匪夷所思,然而却是一个活生生的事实。它至少向某些天真的诗人表明,即使是在文明的故乡欧洲,独裁也非遥远的历史回声。
  1936年8月19日,我的同行,诗人加西亚·洛尔迦在家乡格拉纳达被佛朗哥的长枪党人杀害,仅仅因为他支持共和国,支持同性恋,反对不抽烟不喝酒,据说长着一双杏眼,目光黝黑而且黯淡,“简直有点忧伤”的,偶尔还画上两笔的佛朗哥。
  洛尔迦的《西班牙宪警谣》(戴望舒译)写于1924至1927年之间,在我眼中,几乎可以被视为未来长枪党人的真实造像:
 
他们的脑袋是铅的
所以他们没有眼泪。
带着漆皮似的灵魂
他们一路骑马前来。
 
  脑袋是铅的,不是肉的,所以不会考虑人民的肉体是多么的脆弱;没有眼泪,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传达同情的泪腺;灵魂好像漆皮,是因为他们内心的黑暗。洛尔迦面对着宪警,以权力为价值核心的官僚,狂热而狭隘的民族主义分子,无所不在的乌合之众……
  根据《佛朗哥私人谈话录》的记载,1955年2月5日,佛朗哥说:“的确,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那里的情况是无法控制的,当局不得不采取预防措施对付左派分子的任何反对民族运动的行动,他们因此枪毙了一些这方面最突出的人物,其中有加西亚·洛尔卡。”每个具有良知的诗人都能看出来,这是一种具有某类朴素风格的花言巧语。
  与诗人的激情不同,政治家往往推崇一种近似朴实的从政风格,即通常采用所谓的亲民修辞或者一种具有表演特征的社会礼仪,比如1961年6月10日,佛朗哥说:“我们允许召开一次文艺性质的集会,但这次集会却变成了政治性的集会,这是很令人遗憾的。”某些对独裁政治缺乏了解的诗人可能不明白遗憾这个词所象征的冷血以及不寒而栗的气息。
  然而政治话语的荒谬性并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除非你受过独立的思考训练,受过严格的常识教育。比如佛朗哥的堂弟当时也这么说过:“当新闻检查愈严格,批评的自由愈缺乏时,谣言、笑话、轶事等也就传闻得更多。”他们什么都知道,不等于他们能够实行政治改革,只不过这些情报或者相关认识更加方便他们采取对自己的政治利益更具应用价值的行为而已:表面灵活多变憨厚朴实而本质高度钳制铁血狰狞。
  在洛尔迦身上集中地体现出性与政治的双重主题。由此引申,可能还会引起一连串的提问:当代如何进行性与政治的双重解放?挑战政治包括法律以及道德权威的真正意义是什么?这些问题大声地要求一个或者几个合理的阐释。
  1975年11月20日,佛朗哥死了。西班牙人用香槟庆祝这个喜讯。诗人阿尔维蒂说:“西班牙史上最大的刽子手死了,地狱的烈火烧他,也不足解恨。”
 
理想的风云诗学
 
  风可以不搭理云,云可以不搭理风。
  风是语言的愉悦,云是存在的见证。
  这是一种不必承担任何指责的各行其是的诗学理论,它基于一个极其重要的存在基础:自由选择——尽管我对这一概念的借用肯定不同于弗里德曼。
  视角差异,立场差异,风云差异,不是非得调和或者整合不可。
  当然不会忘记双方之外更多的可能性,更不会忘记谋求双方合作的当代努力。
  如果存在几种相互缠绕的风云诗学,那么相关情况的复杂性完全可以想象。其中可能存在着一种完美的假设:风云亲密无间地混在一起。而强调彼此的重要性不过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创作者强调作品效果和艺术境界,追求风之于诗学本体的价值体现;而阅读者强调写作目的和社会影响,注重云之于历史实践的纪录功能。
  各说各话并不妨碍眺望风云撞击之后构成的理想图景:不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在彼此苛刻的衡量标准之下依旧保持鲜明的个性,或者由此引申,初步确立一种诗与政治的新型关系:既非彼此孤立,也非彼此对抗,而是呈现表面交融实则复杂的面貌。双方也在强调彼此的厉害:政治强调自己俗世治权的权威性,而诗则强调自己永恒的立法权。
  那么何谓政治?当代解释是国家活动。那么远离它就不是一个态度和一个行为,而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国家事务其实一直处于你的生活之外。从这个定义来看,隐私是非政治性的。但在苏联时期,隐私却是最大的政治。冲突主要表现在:一面是捍卫隐私,一面是消灭隐私。所以穆旦的沉默,以赛亚·伯林的消极自由,其实都是政治行为。这些都是意识形态框架的镜像,而非文学史框架的描述。所以在这个框架的良心里,就须从个人命运与隐私权利出发,去面对政治、社会、经济、法律、道德、文化、家庭……去显示事实、情绪、思考、选择、荒谬、强迫、反省……对乌托邦构成挑战,在你的诗中……在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多纳斯马的电影《窃听风暴》和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中……
  在美国做到政治正确不算什么,它需要的只是找到一些微弱的缝隙,以促成巨大的创造力的产生,无论是从事政治活动还是写诗。在中国需要面对一个看起来比较简单而实际上显得比较麻烦的问题结构,比如一个正在建设的关乎自由表达的政治基础的问题,或者一种并非由于一时性急而导致的不能等待基础的诗。后者在建设美学机场跑道的同时,要求自身飞翔。因此整体呈现出长白山植被的垂直景观:山下是针阔混交林,山上是高山苔原,不仅体现出内容的丰富性,也决定着选择方向的难度。
  当然我们不会忘记:诗只是一种关乎语言的形式艺术,写诗只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同时,我们也没有忘记:诗超越时代、社会的真正意味是指它包含时代、社会而非与之分离。况且它与社会性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语言自身具有社会性;表现内容的社会性存在直接和间接之分;在窄小的范围之内,社会可以作为语言的工作对象而存在;在具有纯粹游戏特征的诗中,可能存在一种非常微弱的社会性,或者根本就没有什么社会性的成分。
  无论什么皆能以诗面对,是否有效因人而异。从理论上讲百无禁忌,什么都能写,但实际上禁忌不仅存在,而且具有多面性,且不说自我限制与自我阉割这类厉害货色。
 
想象与事实的分离
 
  诗歌与诗人的地位既崇高又卑微。
  崇高是虚幻的历史,卑微是坚硬的现实。崇高多与修养相关,而卑微却非全是没有修养者的贡献,而是由于乌合之众精心的培养,由于全社会的共谋与塑造:从国家政治到单位风云,从街道思想到惟利是图的朴实价值,都在使诗以及诗的创造者们陷于卑微的深渊。而鱼目混珠者的存在不过是为群氓提供更多的蔑视的口实或者其他的愚蠢的荆冠。
  想象与事实正在分离。尽管从一个狭窄的角度看来,可能存在过具有尊严的时刻,但是必须清醒地明白,这些不仅是极少出现的时刻,而且是极其虚幻的时刻。可能也正是因为这种分离才显示出诗歌政治中的矛盾心理:一面鼓励创作者成为孤独的艺术少数派,一面又期待他们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这不仅在理论上不大可能成立,而且这样一个集多和少于一身的古怪家伙在实践中更不可能存在,正如出世与入世,正数与负数。
  在想象或者理论中,诗的价值远在小说与戏剧之上,而事实恰恰相反。从新闻传播的注意力到乌合之众的口碑,从文化工作的政治叙事到相应的具体布置,几乎都是这样明摆着:诗的荣誉是想象的,理论的,历史的;而苦境则是真实的,具体的,现世的。这种分裂的体验促使诗人不得不集独立性与孤立性为一体,并且拥有一种也许并不恰当的傲慢。
  只有当诗人成为历史的时候,他们的诗句才会释放钻石的光芒。这一说法忽略了钻石在诗人活着的时候就已存在的事实。因为没有人相信奇迹会出现在自己的生活之中,没有人相信自己的隔壁就住着孤僻的卡瓦菲斯。宝藏扔得满街都是,但在行人看来不过是一钱不值的尘土。令人震惊的是,从整体而言,你在生活之中遭遇到的,每一个似乎独特的体验,诗人们其实早已写到了,而你却不知道去哪里才能读到这些致命的句子。
  诗人附属的职业社会地位更像是主要地位:教师,记者,职员,律师……而诗人更像拥有某种嗜好者的绰号,并不具有正式的社会学意义,似乎只能寄身于这些为他们提供饭碗与尺蠖似的保护色的职业。而正式的诗人,通常是在专门的由政府主导的作家组织之中。在社会学的框架里,业余诗人之业余的主要意义并不是指他们利用业余时间从事写作活动,甚至也不是指某些专业程度存在严重不足的写作实际,而是指某些微弱的非法性。
  在具体生活之中,诗人的影响,包括通过作品发散的影响,可能只发生在有限的范围之中,即通常所说的圈子。影响通过作用于此而间接地作用于社会。而在广大的圈子里,影响趋少或无,充其量是话题,是点缀,而极端的,则沦为玩笑或者戏耍的对象。欣喜的是,互联网,微博,正在扮演一个扩大之中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子的角色。
 
诗人天生就是自由派
 
  虽然多数诗人自动远离意识形态,但是坚持一种朴素的自由派的认识却几乎是一种共识,这当然包括对亚洲公共知识分子的体认和仰慕或者明里暗里的支持:反乌托邦,强调公正……这可能与以哈维尔为代表的东欧思想的传入与以阿伦特为代表的欧美力量的启蒙有关。换句平常的话说就是,诗人天生就是自由派。
  自由派往往与左派相提并论,而实际的左派则表现出错综复杂的形态:一部分与国际合流,宪政的,市场经济的,反战的;一部分面目混淆,激进的,民族的,从极端时代寻找政治根据的;一部分自我命名为“右派”——这与1957年“反右运动”有关。“右派”之保守并不体现在维护现有秩序上,而是坚持开明的来自所谓的旧世界的观念。他们其实是真正意义的左派,即从自由表达和关注民生开始,以追求公义为社会诉求。
  在不能辨析的情况下,坚持一顶帽子或者一种标签并无意义。不如提问更有价值:你喜欢自由表达吗?你喜欢所有人都过好日子吗?你喜欢和“贱民”平等吗?问得怪异,但不如此不足以体现它所隐瞒的残酷性:人的平等是难的,无论经济地位还是精神地位。
  只有朴素的诗人才不会陷入修辞左右的极端政治,只有怜悯的,思考的诗人才不会轻易相信:诗是一种对抗政府的武器——这么俗套的认识完全出于对诗异端特质的误解。正如诗可以轻松地批评一个阴影,它也同样可以沉重地赞美一个阴影。
  7月23日的动车事故,对每一个诗人而言,不仅是惨痛的现实,同时也是一个写诗的机会,一个表达政治意见的机会,一个记录历史现场的机会。为此而写的诗应该超越李绅的《悯农》,而接近加里·斯奈德的《1954年夏天迟到的大雪与伐木工人罢工》,从而抵达真正的深度。而政治可能只有一个阐释的深度,而没有事实与态度构成的复合基础。
  诗,更多的只是一个显示,说不上是建设性的还是破坏性的。显示存在的信息,事实,在叙事之中;显示真正的情绪以及想象,在戏剧性的改造之中。坚持彼此怀疑的政治;保留各自分歧的美学,正如东欧的米沃什们,欧美的左派们正在做的。其中的复杂性也必须正视:罗伯特·洛厄尔比奥登更有创新的活力,而他对东欧移民的粗暴也是人所共知的。
  与专业知识分子不同,诗人并不能提供真正的政治、经济图景的规划。如果一味行之,会适得其反:庞德对高利贷的反抗是如何与卑劣的解决途径嫁接的实在值得深究。那么怎么预防呢?强调专业的差异性?诗人可能更适合表达公民心愿、个人体验而非专家意见。当然这不意味着诗人放弃监督的权利。艾略特说过,作家应警惕政治家和经济学家,这是“为了批评与警告的目的,因为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决策和行为可能会产生文化上的后果。”
  因此,诗人的所有努力都是美学意义上的,尽管有许多的社会内容。这就意味着他们同时可能拥有更多的兼职:新闻记者,或者时事评论员,甚至社会改革者,或者意见领袖,而且因为表达方式过于突出,而使他们从表面上看起来比任何一个维权律师更激进。
  对真实的追求,并不妨碍诗具有作为历史见证的隐晦优势。可以就此讨论隐晦表达的正义性、合理性、超前性;隐晦表达的基本构成,人事典故与相关修辞,面具理论与语言密码。四种预期的读者反应,反过来也会影响隐晦的设置,它们是:同类呼应;直接启蒙(从表面引向深处的可能);信息显示(或者显示一种存在);没有反应——诗人们根本不必为此焦虑,北岛7月20日在《古老的敌意》的演讲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
 
诗歌参与的启蒙
 
  以诗人身份参加社会实践值得鼓励,而把写诗作为一种改革社会的方式,则存在太多的风险,不仅来自于政治压力,也来自于美学压力。而作为诗歌类型的“时事诗”早已存在。无论山东自焚民工,还是伊拉克战争,无论汶川的地震还是北京的奥运,无论阿拉伯变革还是日本核污染,均已引起复杂的诗歌反应。诗人必须选择,并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而时事诗,可以换成备受语义污染的政治诗,显示节制尺度的介入诗,它们作为相互交叉的诗歌类型,包括三个方面的共同内容:反省政治正确;反思大众与权威;显示并评论新闻。
  或者以诗调解人与人之间的相爱问题,而且不能以幼稚或者浪漫名之,因为有时进行的调解不是发生在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而是在一个局长和一个锅炉工之间。这就决定着表达个人遭遇以及街边物象的复杂性,且不说弘扬批判诗与颂扬诗这样的小传统问题。一般来说,坚守批判诗的传统比较保险,而颂扬诗就没那么简单了,因为它不仅要求更多的写作能力,而且需要更为强大的内心支撑,甚至是灵魂与信仰的双重保证。所以在你没有把握的时候,颂扬一个弱势的,反抗的东西,可能是保险的,而颂扬一个强势的个人或者集团,则意味着你即将面临道德的深渊。何时才能写出一首类似斯奈德那样不仅具有高超技巧,且能表达出清醒的个人认识的颂扬诗?这是一个潜伏的愿望。在个人能力未逮之际,写自己暂时能写的东西,同时不要把自己现在写不了的东西,当作根本不能写的东西。
  写什么不重要,怎么写才重要。不论采用暗示的,记录的,隐喻的,象征的方法,还是像一个调查记者或者具有历史意识的小说家一样,深入新闻事件或者历史档案之中,显示真实信息,揭示来龙去脉,表达来自各个方向的潜在欲望和粗俗本能。
  在任何条件都不具备的时候,可以尝试右面的分数值:诚实/道德,形式/美学,个人生活/独立性。这就是为什么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为了谋求独立性,而以形式为衡器向意识形态表达分离意愿的主要原因。只有当独立性具有一定的保证之后,在书写真实的能力初步具备之后,在构造多元美学成为一种普遍意识之后,才有可能在严格的形式控制之下将社会性或者政治性请回来,参与现代诗的综合变革。
  需要注意的是,同样的词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不同的语义,如社会性,人民性。这就是强调常识的重要原因。而文学教育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领域。
  被瓦解被收买的知识分子无甚可谈。真正的考验却是:如果诗人具有被收买的价值呢?何去何从?指望饭局交流,指望官僚研讨或者学究论坛?不排除真知灼见的闪现,更多的则是难以忍耐的痛苦。但也因为更多的禁忌,从而创造出对应的要求新式表达的机会。
  诗人表达与公民表达,谁更有社会效应?一个公民的诗与一个诗人的诗,仅仅存在技术差异?正如罗伯特·冯·霍尔伯格说的:“如果政治诗人一开始就考虑到从诗人而非公民的角度创作,应该给予其盟友和敌人非同寻常的深刻理解的话,他们的作品也许比事实上会更有意义。”所以介入并非诗人的要务,而是公民的要务。而且公民的责任不必在诗里实现,比如布罗茨基,米沃什,阿多尼斯,达维什,我的朋友们……在诗里诗外所做的。我曾因自由选择之故而忽略公民义务的问题,现在我想抓住这个机会做出纠正。当然我也没有忘记一个诗人真正的义务:写诗以及实现相关的艺术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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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那一树桃花,翩跹着梦啊!千百年轮回,用胭脂的颜色,渲染着春天!期待曾经的金盟,你能寻到我的花香漫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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